王棟

　　與財產糾紛案件不同，家事糾紛案件同時伴隨著情感糾葛和經濟糾葛，有自己的規律特點。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在辦理家事糾紛檢察監督案件時，在遵循民事檢察監督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應當結合家事糾紛案件自身特點，做到以下“三個注重”。

　　一、注重尊重法院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行使

　　民法典頒布實施后，最高法已就婚姻家庭編出臺兩份司法解釋，整體趨勢是賦予法官在審理家事糾紛案件時更多的自由裁量權，背后的主要考量是，市場交易按照一定的規則行事就能保持相對可預期的秩序，但婚姻家庭有所不同，婚姻家庭涉及倫理、情感、心理等多重因素，每個家庭也各有各的相處模式。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實現個案中的平等保護，是確保司法裁判公平公正的要求。

　　檢察機關應當積極順應這種趨勢變化，充分尊重法院裁判在合理范圍內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特別是在辦理家事領域財產糾紛檢察監督案件中，應當摒棄按照財產價值計算來判斷案件處理是否公正的簡單的數學思維，而是綜合考慮婚姻關系存續時間、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況、離婚過錯、對家庭的貢獻大小以及離婚時財產的市場價格等多重因素，判斷案件是否符合監督條件。要尊重法院裁判的自由裁量權，把公序良俗原則和人民群眾樸素的正義觀作為衡量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權是否恰當的重要標尺，如果法院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在合理區間內，不宜啟動監督程序。否則，就應當充分發揮民事檢察監督的糾錯功能，維護公正、規范的司法秩序。

　　二、注重辦案過程的親歷性

　　司法親歷性，是指司法人員應當親身經歷案件審理的全過程，直接接觸和審理各種證據，特別是直接聽取訴訟雙方的主張、理由、依據和質辯，直接聽取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言詞陳述，并對案件作出判斷，以實現司法公正。

　　家事糾紛案件中的各方當事人，同時具有人身法律關系和財產法律關系，矛盾糾紛兼具倫理性和財產性，如何妥善解決這類矛盾糾紛，考驗檢察人員的智慧、能力和勇氣。如果對案件僅局限于書面審查，對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判斷很容易流于表面，不利于在紛繁復雜的法律事實中把握實質法律關系。

　　檢察人員應當主動從卷宗中走出來，直接聽取訴訟雙方當事人的主張和質辯，特別是要發揮檢察聽證在促進查明事實、保障當事人權利方面的重要作用，從而更加全面地掌握案件情況。例如，在珠海市檢察院辦理的曹某與田某離婚后財產糾紛監督案中，夫妻雙方于2013年在澳門登記結婚，2016年離婚，田某起訴要求分割曹某名下分別位于珠海市、上海市的兩套房產，法院判決支持了田某的訴訟請求。珠海市檢察院在辦理該案時，為進一步查清案件事實，充分聽取各方當事人意見，組織各方當事人進行了聽證，查明位于上海市的房產原為曹母根據福利政策獲得的公租房，2015年后根據相關政策可出資購買獲得完整產權，曹某的父母決定以曹某的名義購買該房屋，田某當時作為配偶出具了委托書，委托曹父全權處理相關事宜。在享受了各種優惠后，該房屋最終的實際出售單價是281.71元/平方米，曹父支付了12940元（訴訟中，經專業評估，該房屋價值348萬余元）后，該房屋被登記在曹某名下。檢察機關認為，曹某的父母將自己唯一住房的巨大福利權益無償地由曹某享有，這種行為的性質應為贈予。依照準據法澳門民法典關于一般共同財產制的規定，該房屋應當屬于曹某一方的個人財產。珠海市檢察院的監督意見與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二）的相關規定一致，獲得法院的高度認同。

　　三、注重關注案件中的細節

　　注重細節是中華法律文化一直以來所提倡的優良傳統，《周禮·秋官·小司寇》提出，“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強調辦案人員在辦案中要注重從各個角度掌握案情。

　　在家事糾紛檢察監督案件辦理中，關鍵細節可能對最后的案件處理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檢察人員應當在繁雜的案件材料中敏銳發現和捕捉那些關鍵細節。當然，前提和基礎是檢察人員具備非常扎實的法學基本功，熟悉相關法律法規，清楚哪些是法律關系構成要件中的重要細節，哪些是參考性、輔助性的案件細節。例如，在廣東省檢察院辦理的何某力與趙某輝、陳某愛民間借貸糾紛監督案中，一審、二審法院均認定趙某輝與陳某愛之間的40萬元借款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何某力不服，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認為案涉債務應屬于陳某愛個人債務。檢察機關在審查全案卷宗時發現，趙某輝對陳某愛借款用途的陳述是“有親戚挖煤礦，需要借款”，但何某力是一名聽力殘障人士，已經窮盡舉證能力證明趙、陳二人親戚中沒有人投資煤礦或做生意，且雙方未生育子女，未購置房產、汽車等大宗生活用品，沒有教育、醫療等其他必要大額支出的具體項目。檢察機關最終以案涉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為由抗訴后，獲得法院采納并改判。又如，在廣東省檢察院辦理的薛某甲與左某遺囑繼承糾紛監督案中，薛某甲于2009年2月18日死亡，生前原立有3份形式不同的遺囑，內容全部為“個人財產全部由女兒薛某乙繼承”，在2009年2月12日又由現任妻子左某代其申請公證遺囑，修改了原遺囑內容，兩名公證員在薛某甲去世三天前持該公證遺囑復印件到病房，薛某甲在該遺囑上簽字。檢察機關在審查過程中，抓住了“醫院不同意為公證員出具薛某甲神志清醒證明”的關鍵細節，認為目前證據不足以證明薛某甲在最后一份遺囑上簽字時具有正常處分個人財產的能力，最后一份遺囑應為無效。該抗訴理由最終獲得法院采納。

　　（作者單位：廣東省人民檢察院）